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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 关:民国时期合作精英与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

作者: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7年第2期 更新时间:2017年08月29日

摘要:民国时期,合作精英对合作的宣传、鼓吹,对系统完整的农村金融制度的追求,是推动农村金融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改变不了“商资归农”时已经形成的农村金融商业化和制度体系纷乱复杂的格局,因为决定这一格局的制度环境——政府、农民的相对弱势,金融机构的相对优势始终没有改变。

 

关键词:农村金融制度/合作精英/国民政府/互动

 

标题注释: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移植与变异: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路径”(15YJA790016)

 

国民政府在推进农村金融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有两次重要决策,一次是在1936年实业部设立农本局,决定以农本局作为主要提倡机关辅设合作金库;一次是在1942年决定提前成立中央合作金库,意在以此推动系统合作金融制度的建立。这两次决策恰在19351941年两次全国合作会议之后,这不是巧合。两次合作会议都聚合了来自政府、金融界和民间关注合作的各界精英,他们不仅在平时通过报刊等媒体及各种场合宣传合作,更利用会议的平台集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指出合作运动推进中的种种问题,提出改进的建议。在他们集中表达之后,政府随之出台相应决策,表明合作精英与政府的互动对推动制度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农村金融制度建设上,合作精英加强合作金融制度建设尤其是建立系统合作金融制度的呼吁,恰是农村金融制度演进的重要推动力。但是,民国时期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与合作精英的设想有着巨大反差,这说明他们的行动和建议可以推动制度的演进,但左右不了其演进的方向,因为决定制度演进方向的是制度环境。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有关合作与农村金融的研究成果已然不少,①但多是研究这些问题本身,对于合作精英与政府的互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对合作运动的发展、农村金融制度演进的影响则关注甚少,这正是本文要关注的议题。

 

一、合作精英及其对农村金融制度的设想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合作学说作为一种改造社会思潮被引入中国,进而由思潮演变为由国民政府推动、各种社会团体和金融机构参与的合作运动,希冀以合作救济农村,而国民政府更视其为实现其政策的工具。

 

早期传播、鼓吹合作的多是知识分子,他们以平民学社为主要阵地,宣传合作,其中最著名者是被誉为中国合作化之父的薛仙舟,他曾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金融、合作经济学和银行学等,接受了西方合作思想,尤其是德国的合作制度。其学生寿勉成、王世颖、陈仲明、侯厚培等不仅此时都是宣传合作的活跃分子,国民政府时期更成为著名的合作专家。早期宣传合作的还有于树德,曾留学日本,入日本东京都帝大经济部学习,汇集日本的产业组合运动的资料,写就《信用合作社经营论》,回国后在各校任教时,以此为教材,是中国最早讲授合作社理论的学者之一。而章元善则通过其担任总干事的华洋义赈会在农村实际推行合作。

 

受早期鼓吹合作者的宣传,国民党、共产党乃至一些地方军阀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合作思想,对此后各政党及地方政府的政策都产生影响。孙中山在阐述三民主义时融入了合作思想,这也成为后来国民党将合作变为其政策的重要渊源,而陈果夫则是国民党内接受合作思想的最著者,自然成为国民党推行合作政策的主要推动者。

 

国民政府执掌政权后,对推动合作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合作被定为国民党地方党部七项政策之一,国民政府则通过设立合作行政机构推进合作,与之相适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合作的宣传、推动和实践中。这些人除了早期的鼓吹者寿勉成、王世颖、陈仲明、侯哲葊、楼桐荪、侯厚培、姚溥荪、伍玉璋等外,有了更多的后来者,其著名者如王志莘、赵棣华、唐启宇、罗虔英、吴文晖等。这些鼓吹、宣传、推动合作者,不少人早年留学海外,如章元善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寿勉成曾留学美国研究经济学及合作事业,王志莘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银行系。他们或供职于大学、研究机构或社会团体,如章元善任华洋义赈会总干事,寿勉成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大厦大学、安徽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主任兼合作学院院长,王世颖先后担任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地政学院、浙江大学等合作经济教授,赵棣华先后任中央大学教授;或者是金融从业者,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担任经理等,如王志莘先后任江苏省农民银行总经理、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总经理;或者是政府官员,在各级合作事业管理机构任职,章元善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合作司司长、农本局合作指导室主任、经济部商业司司长,寿勉成任社会部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央合作金库总经理,王世颖先后曾任社会部合作司司长、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赵棣华先后任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官兼会计局副局长、局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等。其中不少人身兼二重甚或三重身份。他们既致力于合作的宣传及研究,也参与推进农村合作的实践。他们是推进合作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合作精英。

 

合作精英们利用各种途径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诸如创办《平民》周刊、组织平民学社,利用各种报刊发表论著,出版著作,在各类学校开设合作课程、举办各种合作讲习班、训练班,在国民党中央召开的全会及常务会议上提出各种议案,国民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国合作会议更是他们集中表达自己观点和主张的平台。他们对合作的宣传和研究是全方位的,合作金融是其中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对合作金融的宣传、研究和推动,注重将理论介绍、经验教训总结与实践结合在一起。

 

第一,介绍各国的合作理论、合作发展史及合作金融、农业金融史,主要著作有于树德《信用合作社经营论》(中华书局,1921),寿勉成《合作经济学》(世界书局,1930)、侯哲葊《合作金融论》(中国合作学社,1936)、《合作理论》(上海黎明书局,1937)、《世界合作思想十讲》(正中书局,1945),吴敬敷、徐渊若《农业金融制度论》(商务印书馆,1935),王志莘、吴敬敷《农业金融经营论》(商务印书馆,1936)等。

 

第二,梳理中国农村合作发展史,农业金融史,主要著作有伍玉璋《中国合作运动小史》(中国合作学社,1929),寿勉成、郑厚博《中国合作运动史》(正中书局,1937),张镜予《中国农村信用合作运动》(商务印书馆,1930),姚公振《中国农业金融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等。还有王世颖发表在《中农月刊》的中国农业金融史系列论文。

 

第三,总结正在推进的中国实践并提出批评,向政府提出中国农村合作、农村金融未来发展的构想。主要著作有寿勉成《中国合作经济政策研究》(中国合作事业协会,1944),姚公振《中国战后农业金融政策》(中华书局,1944)等。

 

在鼓吹、推进及实践的过程中,合作精英们借鉴国外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在中国发展农村金融的理想模式。

 

首先,农村金融要以合作的发展为基础。流通农村金融的收效与否,应当看重在用途正当与用途经济两点,同时又要能够达到普及的正当途径,收到低利放款和改良农业生产的实效,而唯一的先决要件,就是需要有组织的农民。而所谓有组织的农民,从各方面实际上的情形上看来,又当然是以合作社为最适当的方式至于如何发展合作事业,他们提出最终要达到参与合作者实现自有、自享、自营的理想境界,这既是发展合作本身的基本要求,也是合作金融能够收到实效的基本保障。

 

其次,建立系统的合作金融制度。对于建立怎样的农村金融制度,早在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提出要从速设立农民银行,提倡合作事业,要求建立专门的农村金融机构大概肇始于此,但这种设想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商资归农的热潮中几乎被淹没。随着商资归农诸多弊端的暴露,合作精英们思考更进一步的制度建设,他们鉴于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组织散漫,单位复杂,无完整之体制,无统一之系统借鉴德、法、美等国建立系统的合作金融制度的成功经验,提出要建立系统的合作金融制度,这成为他们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他们的追求促成了国民政府在合作金融制度建设上的重要决策,突出地体现在两次全国合作会议后国民政府关于设立合作金库的决策。

 

二、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与辅设合作金库决策的确立

 

1935313-17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农村复兴委员会和实业部共同发起在南京召开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与会者共114人,分别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部会、地方政府、各银行、社会团体等,还有部分直接以专家身份入会,除少数是政府官员或相关机关代表外,大部分是合作精英。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根据与会者提交议案的内容将议案归类,分组进行讨论,小组拟具审查报告,提请大会讨论,大会再分别修正通过,以备提交有关部门采纳。会议讨论的问题有合作行政制度的确立、合作法规的订定、合作业务的经营、合作金融系统的建立、合作人才的培养以及合作指导机关的设立等,其中合作金融是最重要议题之一,大会所设特种审查组审查了三个议案,其中之一是“请政府对于金融机关为农村合作放款规定鼓励及取缔办法”。

 

全国合作事业讨论会前,商业银行农村放款已经形成热潮,但各银行放款的各自为政、相互竞争,放款区域的重复偏枯,使农村金融市场过早显露出市场化、体系纷乱复杂的弊端,已经广泛引起了对商业银行农村放款的担忧和不满。对如何解决此类弊端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建立专门的合作金融机构或农业银行为不少人所认同,甚或部分地方政府已经采取了行动,19334月,湖南省府会议曾通过筹设湖南省合作银行计划,并曾一度着手筹措基金;19351月,豫鄂皖赣四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在赣联合举行第一次讨论会,曾建议行营通令四省筹设合作金库。④

 

这次会议上,讨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解决商业银行农村放款的弊端,归纳起来其解决之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部分议案在肯定商业银行农村放款的前提下,提出应由放款银行自行商定联合投资或划分区域,金融界能互免猜忌联合投资固属甚善,倘使不能联合,则划分区域各就其区域内从事投资

 

但不少议案认识到眼前农村资金的提供者均非合作金融的正轨,我国合作社周转资金之来源,最初不过仅由提倡合作事业之社会团体予以协助,嗣后乃由政府提拨一部分公款贷放,近来则一般普通银行亦竞相大规模投资。在此农业金融枯竭时期,我国合作运动所以得有此迅速之发展者,此三个资源之力居多。惟是此三个资源均非合作社本身之金融机关,社会团体之资力有限,国家亦不能为长期无条件的协助,至于普通银行本为以营利为目的之工商业者之金融机关,其为农业投资已经不合于经济的原则,今更对于中小农所组成之合作社零星放款,除非别有非经济的作用,绝不能持久,在现在都市资金闲散,工商业资金有余裕之时,普通银行提出一部分游资以合作社为尾闾,固属不成问题,但一旦都市金融恐慌或工商业发展,则此等流入农村之资金必立刻撤回都市,绝无挽留之术”,⑥因此,提出要特别设立专门的合作金融机关(各议案所定名称各异,诸如中国农民合作银行、中央农业合作金库及各省农业合作金库、中国合作银行、中央农民银行等)

 

以农村复兴委员会代表身份参加会议的王志莘则向会议提交了合作金融系统案,不仅要求建立专门的合作金融机构,更强调确立合作金融系统。这个议案全面阐述了合作金融系统的组织方式、基本原则和组织结构,认为若由下而上,因国土之广袤,民智之浅薄,欲凭借相互信用组织以观厥成,则百年河清,殊有缓不济急之憾;反之,由上而下,则中央之资金有限,民间之需要无穷,既感绠短汲深,复苦鞭长莫及。是以主张分为两起,中央及省则由上而下,县以下为由下而上,用求两全之道,中央合作银行与省行有从属关系,省行资金概由中行拨付,此即由上而下;县以下则完全为由下而上的相互组织,农民出资组织信用合作社,更出资而成县行,省行与县行间仅有往来关系,但省行有权监督县行的业务及会计,以求放款安全。省县之间如是划分之后,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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