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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坤:“16—20世纪国际贸易、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更新时间:2015年07月13日

2015年4月11—13日,全球经济史国际会议“16—20世纪国际贸易、技术变化与经济增长”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召开,大会工作语言为英语。滨下武志、王国斌(Roy Bin Wong)、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马克林(Colin Patrick Mackerras)等著名汉学家,和Joseph Inikiri, Federico Romero, Yun-Casalilla等历史学家以及其他来自于美国、英国、荷兰、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墨西哥等国的18位外国学者和30余名国内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共收到38篇英语论文,有37名参会学者宣读了论文。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斌教授在开幕式上作了主题发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万志英教授和西班牙巴布罗德奥拉维戴大学历史系Yun-Casalilla教授在开幕式上宣读了论文,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滨下武志教授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系张丽教授在闭幕式上宣读了论文。《中国经济史研究》常务副主编高超群教授做了主旨发言。

 

会议还进行了八个题目的分组讨论,分别为“市场与经济增长”“海上贸易与网络”“金融与货币”“全球经济史研究的资源与方法”“商人、海盗与海上贸易”“社会与社会制度”“商品贸易与城镇发展”“社会演变与技术变化”。

 

此次会议以“国际贸易、技术变化和经济增长”为大会主题,在这一主题范围下,会议论文所涵盖的研究问题范围颇广,有些问题正是当今国际经济史学界广为关注和热烈讨论的问题。

一、关于大分流问题的讨论

 

“大分流”是当前国际经济史学界中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此次会议中,几位学者的论文都涉及到了这一问题。王国斌教授指出大分流对理解中国经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提出了挑战,但经济史和发展经济学文献并没有清楚地阐明这种联系。20世纪晚期关于“为什么中国落后于欧洲”的解释非常宽泛,涉及地理、生产技术、社会结构、文化/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等。这些解释是描述性的,无法量化说明哪种叙述更能解释现实。王国斌教授认为彭慕兰强调美洲殖民和煤矿的位置对英格兰工业化的重要性;其分析有两大贡献:一是选择了可比较的空间做比较经济史分析,二是强调经验分析和数量比较而非描述性分析。彭慕兰之后,劳动生产率差异、工资差别被证明不足以解释大分流,学者们认为与印度纺织业的竞争以及进口替代才是引起大分流的关键原因。但中国与英荷工资的差别引起学者思考,为什么工业革命之前工资出现了大分流?这又促使学者思考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商业资本主义是如何被工业资本主义取代的。关于中国工业化,王国斌教授梳理了晚清至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的历程,指出当前中国工业化的成就来自于自下而上的实践与自上而下的努力,并从晚清乡镇和城市工业中获得了益处。中国的工业化历程表明,政府在经济变化面前采取的正确政策和发展方式能够为经济发展构造美好未来。

 

 张丽教授在闭幕式上的大会发言也是围绕着大分流的问题展开的。她指出全球化不是国际化,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它的核心内容是国际劳动分工。张丽教授认为大分流正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全球化所创造的全球市场、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以及建立在国际劳动分工基础上并依靠国际贸易所完成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是大分流得以产生的基础,三者缺一不可。张丽教授指出市场的大规模扩张会带来“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进而导致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当市场扩张速度是产业凭借简单生产规模扩大(靠增加劳动投入)远远不能追上的速度时,经济学中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不但不会发生,边际收益反而会急剧上升,从而促进生产组织制度上和技术上的创新和变革。这一点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中心产业,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急剧扩张的海外市场是英国棉纺织业飞速发展的一个巨大推动力。东欧的粮食进口,美国的小麦、玉米和棉花的进口,以及印度的棉花进口等,是英国可以大搞圈地运动,全力发展棉纺织工业生产的前提条件,而美国、印度、西非等棉纺织品消费市场的保障也是英国棉纺织工业可以飞速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在英国棉纺织品与美国棉花的贸易交换中,英国棉纺织工人一个小时的劳动可以换取美国棉花农场上黑奴多个小时的劳动,在这种不平等交换中英国显然占有优势地位。正是国际市场,国际劳动分工和不平等交换使英国得以完成工业革命,也使后来努力占据国际劳动分工体系高端的国家得以越来越发达富有,导致了西方的崛起和大分流的产生。与英国和西北欧国家相比,17—19世纪中国制造业的需求市场则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虽然也有日本、欧洲、美洲大陆在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对中国制造品需求的增加,但与16—19世纪初时英国和西北欧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一时期,中国制造业呈现的主要是“斯密型增长”。

 

Inikori教授在“市场与经济增长”分组讨论会上关于“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大西洋贸易和技术发展”的报告也对市场与大分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Inikori教授认为在国家层面上,结构转型与技术发展并不必然与人均收入增长同时发生。在短期的某个时刻,当结构转型与技术发展出现时,国民人均收入增长可能会停滞,甚至减少。英格兰的经验便展示了这种现象。当结构转型与技术发展小范围地集中发生在个别落后地区时,尽管该地区的结构转型和技术发展与人均收入增长同时发生,但由于其他地区的暗淡表现,国民人均收入增长并未发生。在结构转型与技术发展对人均收入增长的积极影响扩展到全国之前,国家层面的数据不会有亮点。因此,基于国家层面的分析并不能有效说明导致工业革命新技术产生的原因,必须将目光聚焦于微观区域层面。欧洲的崛起与大西洋贸易存在密切联系,大西洋贸易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传遍整个欧洲,甚至对英格兰各州县的影响也不是均衡的。通过对英格兰各州县经济表现的对比分析发现,巨大的利益最初主要流向英格兰的一小部分地区。兰开夏郡和西赖丁利用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俘获了与其区域规模不成比例的大西洋市场份额,在出口导向增长战略的指导下,规模庞大的海外市场有力地推动了技术发展,最终完成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进程。同时,Inikori教授提出,15世纪和16世纪晚期欧洲的贸易扩张没有引发工业革命是因为当时缺乏足够的市场和经济机会;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同时发生在欧洲几个国家(特别是与英国拥有相同制度轨迹的荷兰),是因为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并没有在参与国之间均衡分配;长江三角洲与东安格利亚结局相似,是因为二者都失去了重要的市场,兰开夏郡和西赖丁没有经历长江三角洲那样的结局,是因为其获得了足够的市场。

 

另外,在“市场与经济增长”讨论组上发言的其他几位学者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大分流问题。夏明方教授在他的“亚当·斯密在哪儿?环境史中的中国乡村经济”的论文中提出,强调社会分工(不同经济部门或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工)的斯密理论不能解释以农工结合为主要形态的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演变。当前中国因践行社会分工,嵌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在赢得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成本,而在大分流中落败于斯密社会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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